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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时彩平台制作:“消失”的战地记者方大曾:战火为青春作证?

2018-03-15 10:31:22    北京日报  参与评论()人

方大曾留给母亲的照片

相片是凝固的时空志。半身照的主人公叫方大曾,刚23岁,眉宇间隐伏着一股年轻特有的笃定与劲头。1937年7月7日,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,第一位从长辛店前线发回图文消息的中国记者,正是这个头戴钢盔的年轻人。写出长篇通讯《卢沟桥抗战记》并洗印了战地照片后,笔名“小方”开始频繁出现在响当当的报刊上。

然而,1937年9月18日,自河北蠡县发出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后,方大曾再无音信,流动的生命在25岁定格为静帧。

今天,“卢沟桥”在民族记忆中仍占据着沉甸甸的分量,但小方的名字却被岁月磨蚀得模糊起来。幸有近千张底片和泛黄发脆的报道,它们确凿地证实着:81年前的那场烽火,他真实地走过。

改变命运的战事

“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,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‘卢沟桥事变’。在小方的笔下,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。”

1937年7月10日,北平已处在一片慌乱之中,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。三天前的炮火,预示着战争已经离这座古老的城市越来越近了。郊外的许多百姓,为了躲避炮火,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城里。同以往无数次离家的情形一样,方大曾整理了相机和胶卷,同母亲和妹妹匆匆告别,骑着自行车只身前往卢沟桥。

只身的胆量来自历练。早在一年多以前,他也是只身一人,逆着割面的北风,以中外新闻学社记者的身份到了绥远,对前线进行了密集的采访。他拍摄了大量有关绥远抗战的镜头,写下《绥东前线视察记》《从集宁到陶林》和《兴和之行》。绥远省主席、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曾多次与他见面,探讨绥远抗战的意义与特点。

从广安门通往卢沟桥的路,已经修成了很好走的汽车路,两旁尽是农田。时至仲夏,田野亦显得特别美丽,似与硝烟无关。经小井村、大井村,市集都相当热闹,战事仿佛完全成了过去时。

随着与卢沟桥的距离拉近,气氛变得紧张而凝重起来。在长篇通讯《卢沟桥抗战记》中,方大曾这样描述着自己的见闻:“这条路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,所以要经过多次守军的盘问,但每次留难之后,又必很客气地说几句道歉的话‘对不起,耽误了你的时间’,我曾遇到一个兵,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地里跑出来,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,喊一声‘站住!’,我停住,告诉他我的来历与去向,他才叫我离他很远地走过去……”

提到战地记者,几乎无法绕过罗伯特·卡帕那句“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,那是因为你离战场不够近”。在罗伯特·卡帕的战地摄影集《失焦》中,也有着和小方相似的经历:“突然步兵营里的一个士兵,在150码外对我叫着什么,同时举起了他的冲锋枪,我也大喊道‘放轻松’,但他听到我的口音后就开始射击。那一瞬间,我不知道该做什么”——战场上危险无处不在,无论是方大曾,还是罗伯特·卡帕,身为战地记者,被枪口指着,命悬一线,是无法回避的必修课。

从卢沟桥西头到东头有266.5米,从宛平城西门到东门有640米。当目光抚过弹痕累累的桥身和城墙,方大曾觉得形势比想象严峻得多。他随着一位姓于的巡官各处拍摄战迹照片。在石狮子边,一位背着大刀巡逻的战士进入了他的取景框,成为永恒的历史。

7月11日,方大曾从前线回到协和胡同的家中,开始撰写长篇通讯《卢沟桥抗战记》,着手洗印前线被日军轰炸后的惨状照片。

在紧张的工作中,他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。

7月23日,他将文字和照片从北平寄出,刊登在8月1日出版的《世界知识》杂志第6卷第10号上。文章还加了编者按:“小方先生此稿于廿三日由平寄发,正在二十一日所得停战协议成立之后。末二段所说和平解决,就是指当时的停战办法。”这篇亲历的文章,向读者详实地描绘了战事的轮廓,生动而准确。通过他的文字与图片,我们能感受到由远而近的炮声与浓烈刺鼻的硝烟,尽管过了许多年,亲历的描述仍让人心有余悸:“十日下午开始的二次总攻,日军仍未能得逞,反而遭了比第一次战役更大的损失。记得在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,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,结果全部牺牲,亦未能退却一步。”

1937年8月7日,英国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也刊登了方大曾拍摄于“卢沟桥事变”现场的图片。

正是从卢沟桥事件起,小方的名字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。如果没有这场战事,他的名字,断不会开始频繁地出现在《申报》《大公报》《世界知识》这些响当当的报刊上。

这篇文章已被尘封多年,由于年代久远,刊物的用纸已经变黄发脆。但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捧读到文中小方的预言:“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”,方大曾的热情跃然,仿佛坐在对面,时而激动愤怒,眼睛里放着光芒,身体充满活力。

著名报人陆诒50年后还记得这个叫方大曾的年轻人:“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,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‘卢沟桥事变’。在小方的笔下,战争的惨烈直刺心脾。”

不尽的体力和热情

“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,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。”

1937年7月28日清晨,《大公报》记者范长江、《新闻报》记者陆诒、《实报》记者宋致泉和方大曾一同从保定出发,到卢沟桥前线。那时,方大曾的正式身份是中外新闻社摄影记者。

下午三点,日军两架飞机在长辛店上空投掷炸弹,并用机枪扫射,随后开始重炮轰击。当时,方大曾正在那里采访,与他同行的宋致泉回忆道:“炮声震耳欲聋,县政府办事处的玻璃窗全被震碎,长辛店对外联络的电话已无法接通,小方跑在最前边拍摄平汉路上的将士。”

8月1日出版的《美术生活》杂志,发表了方大曾在战争前线拍摄的一组战地照片,共计18张。他的机智与勇敢,对题材的选择和对时间的严谨,让范长江称道。当时,范长江早已因写作《中国的西北角》一书而闻名。

没过几日,范长江回到上海,接到方大曾从北方写来的信:

“我的家在北平陷落了!我还有许多摄影材料工具不能带出来,我现在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!我想找一家报馆做战地记者,请你为我代找一岗位。”

适逢上海《大公报》正缺人手,在范长江的举荐下,方大曾开始为《大公报》撰写通讯。

那一年,北平的夏季异常闷热、压抑。有家不能回的方大曾,迂回在长辛店、良乡、保定一带,行踪始终追随着战事而动。

除了撰写通讯,他还以《我们为自卫而抗战》《日军炮火之下的宛平》《为国捐躯》《民众慰劳》等为题,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摄影报道,被国内外多家报纸杂志采用,反响极大。

“他的工作情绪愈来愈高涨,身体也愈来愈结实。北方的夏季,他穿着短裤衬衣,带着自己的小箱子行李,在平汉路前线不断地突击。他那诚挚、天真、勇敢、温和的性格,博得各方面的好感。”在范长江《忆小方》中,有这样一段文字,为我们勾勒出小方的人格肖像。他似乎有支取不尽的体力和热情,时刻可以立即出发,走向前线。

走向前线

“长官们每把‘和平’的消息报告士兵的时候,他们全都不言不语地低下头去,最后听到自己要开拔的消息,各个人的精神又都兴奋了。”

1937年7月30日,方大曾与范长江在保定保阳旅馆会合。当晚,范长江、陆诒搭上离开保定回南方的车。临行前,范长江委托方大曾留在保定,继续采访平汉线的战讯。

平津陷落之后,保定成为河北唯一的政治军事重心。急转直下的形势,让所有人措手不及,甚至失望。

战火来得快,烧得猛。连居庸关也无法阻挡日军的铁蹄,许多人流离失所,原本平静的生活被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北平乱了,华北乱了,人们整日在不安中度日,不敢想还会发生什么。

为了扩大战果,日军将目光锁定在南口。当时,二十九军驻南口只有两个步兵营。被侵略者激怒的将士扔掉了行李,立下誓言,保卫家园。

8月初至20日,方大曾来到南口、居庸关一带采访,亲历南口战役。尽管场面惨烈,空气在紧张中凝固,但阵地上的小方没有胆怯,依然密切地关注着战事变化,感受着身边随时可能发生新闻的临界状态。

战斗无疑是惨烈的。他深入最前沿,“三昼夜得不到水喝,马鞍山上,第四连全体只剩下一个弟兄,但他还是沉着地守着阵地而不稍退”。他也看到“一个机关枪连的班长,指挥着几架机关枪在一座山头作战,敌人冲上来了,他痛骂着他的机关枪手打得太慢,但随后眼前的一个放射手阵亡了,他自己把枪接过来。一不小心,顺着山坡滚下去了,但机关枪仍旧抱在怀里。”

读方大曾的通讯,总能清晰地读到一个来自年轻生命的乐观。“……见许多士兵自前方下来,他们也大半穿着便衣,颇有农民游击队的意味,每个人的脸上都浮着一个坚苦的表情。我向他们打招呼,他们用笑容来回答。有人拿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,问他们从哪里来的,也只是笑。”

比乐观更直抵人心的,是其字里行间里流淌着的那股温度:“长官们每把‘和平’的消息报告士兵的时候,他们全都不言不语地低下头去,最后听到自己要开拔的消息,各个人的精神又都兴奋了。”当战地记者们把目光都聚焦在宏阔的战争场面时,忙着记录伤亡多少、剿灭多少时,他的触点要细腻得多。战火为青春作证:正是这个25岁的青年,把一篇本可以写成机械汇报的战地通讯,擦拭出了人性的温度、人性的光泽。

最后的音讯

“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。”

据《保定大事记》记载,1937年9月14日,涿保会战全面展开,日军投入兵力87500人,中国军队约12万人。

方大曾带上足够的蓝墨水、稿纸和照相器材,急匆匆从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。临别时,范长江说:希望你能写一篇《永定河上游的战争》!方大曾平和而坚定地回答: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。

彼时,保定已万分吃紧,卫立煌将军所部三师增援落空,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,人们正负箧曳屣逃离身后的战火。如同两个月前逆着逃难线路走近卢沟桥,方大曾再一次与战争相向而行。

当成群衣衫褴褛的难民迎面走来,我们很难想象方大曾在那一刻的心情。

由于时刻处在危险之中,他已经没有冲扩照片的条件,只好把拍完的胶卷都带在身上,随时准备等机会冲印,再传递出去。

四天后,9月18日,方大曾从保定东南的蠡县向上海寄出了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。文章夹叙夹议,有对战况进行客观描述如“固安陷后,敌宜逼涿县,以致琉璃河及房山县前方阵地被迫动摇。配合着这一紧张局面的,是敌方飞机沿石家庄作强烈轰炸。”亦有冷静清醒的评点:“虽然这部分从伍的将士抗日情绪非常高,但我们也该坦白地估计下自己的力量,虚心地自省。如能压住自己感情,暂且回到后方加紧做一个短期的自我教育,那可减少许多牺牲,予民族以更大贡献。”

这篇文章发表在9月30日的上海《大公报》第二版,署名“本报战地特派员小方”。

淞沪会战后,尽管上海《大公报》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的馆址离编辑主任王芸生的家很近,但他已很少回家。每天重要新闻都由他亲自安排。战地记者范长江、平汉线特派员方大曾,每晚从战场打来战报电话,王芸生都要收获到最后一条消息才截稿。

彼时,方大曾的姐夫在上海做事,他每天下班都要买一份报纸回来。1937年7月至9月间,方大曾陆续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的战地通讯,成了一家人了解他行踪的唯一信息来源。

但让人无法想到的是,买到9月30日这期报纸后,再也见不到任何与“小方”有关的字迹。《平汉线北段的变化》是方大曾留给世界最后的音讯,这个活跃在战事前线的生命,神秘地消失了。

对于一个常年奔忙在外、不知疲倦的年轻人来说,一走数日无音讯,并不罕见。初断消息的那几天,母亲并不相信儿子失踪了,她知道,儿子从小就爱往外跑,出去回来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。但协和胡同里,再无年轻高大的身影,唯剩家人日复一日的守候。

直到年底,报纸上仍未见方大曾的任何报道。一家人开始慌乱起来。辗转打听,皆不知其下落。《大公报》连着刊登了三天寻人启事,毫无结果。

母亲还记得,两个多月前,7月22日,也就是《卢沟桥抗战记》被小方从北平寄出的前一天——他把自己的屋子整理了一遍,将剩下的几件衣裳叠好。大皮箱留下,换上轻便的小行李箱,又去街上买了墨水和稿纸。晚上回来,他与母亲讲了很长时间的话。

他说,自己明早走得早,就不过来告别了。

方大曾留下的近千张底片,全都是卢沟桥抗战前所拍,离家后大量珍贵的战地照片,随着他的失踪,已无从查询。

1946年,妹妹方澄敏在重庆听人说,1937年他在太原“九一八”纪念会上见过方大曾。当时小方意气昂扬,信心十足,表明会后要再动身去前方。但多年过去了,没听说过谁又碰见了他。

小方是在哪里停下了他最后的脚步?又是在哪里留下了他眼中最后的世界?混乱的战局,中断了我们对历史的问话。

如今的小方,仅存在当年同仁的记忆中。

保定失守后,范长江失去了与方大曾的联络,汇款也不知该寄往何处。询问小方的亲戚,得知他曾在蠡县给亲戚写了封信,信中明白提到:“我将由蠡县继续北上,达到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。”

多年后,范长江的脑海里还一直保留着小方的身影:“年少、英俊,头戴一顶白色帆布帽,身穿白衬衫黄短裤,足蹬跑鞋,挎着一架照相机,显得精力充沛,朝气蓬勃。”

陆诒也还记得,当年,小方给一个16岁的小战士拍照时,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,别人招呼他赶紧躲藏,他拍拍胸前的照相机,笑着说:“今天收获不小!”

(资料来自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《方大曾:消失与重现》、新世界出版社《方大曾:遗落与重拾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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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刘畅 CC0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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